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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疫情中看荷兰人的国民性：一个有着一千种意见的国家，一个不喜欢被别人管的国家
“一个有着一千种意见的国家。一个不喜欢被别人管的国家，没人怕穿制服的。这个国家充满了抗议团体，没有哪个领导是真正的头。”
这是1996年荷兰榜首歌曲《1500万人民》的歌词，描述的正是这个我们中很多人居住的弹丸小国-荷兰。而现在看来，这些特征完全符合荷兰人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
荷兰如今深陷第二波疫情，真的和他们不喜欢规则、散漫的国民性有关吗？对荷兰人制定强制规则，是不是真的会适得其反？
荷兰《共同日报》（Algemeen Dagblad）日前发表的评论文章《“我们是一个独特的国家，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学习过端正自己的举止”》，从荷兰人自己的角度分析了荷兰人的国民性，以及这种国民性在当前疫情中的体现和产生的影响。
在一场自以为是的波兰舞曲中，荷兰人民眼睁睁地掉进了第二波疫情的陷阱中。我们是一个喜欢自己决定自己规则的国家，无论有没有疫情。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学会过端正自己的举止。荷兰”
谁要是想寻找有关荷兰国民性的陈词滥调，很适合去网上观看《1500万人》这个音乐电视的片段，这首来自Fluitsma和Van Tijn的歌曾是1996年的榜首流行曲。片中除了联排别墅、天然冰场和穿着橙色衣服的球迷，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公园的草地上里挤满了人，随后镜头拉近放大了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禁止进入。
录像的其余部分和歌词也散发着荷兰作为自由奔放天堂的形象。“一个有着一千种意见的国家。一个不喜欢被别人管的国家，没人怕穿制服的。这个国家充满了抗议团体，没有哪个领导是真正的头。”
无论是不是陈词滥调，差不多25年后，这首歌显然完全适用于我们国家如何陷入第二波新冠疫情的现状。首相马克·鲁特（Mark Rutte）上周称我们“有点无政府主义的味道”。来自德国、如今在奈梅亨（Nijmegen）工作，同时也是疫情管理小组（OMT）成员的病毒学家Andreas Voss曾经在本报上谈及荷兰是一个“一直在讨论”是不是要遵循规则的国家，而不是简单地遵守这些规则的国家。
有人说我们要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更不遵守规则。现在在这个对于我们许多人而言平生最大的危机中，这使我们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由于疏于遵守纪律，新冠感染的数量正在增加，进而导致医院越来越拥挤。
文化历史学家Gerard Rooijakkers表示，荷兰人作为自由思考的民族、自己决定自己对哪个规则感到舒服，这也许是陈词滥调，但首先是“非常打动人”的。“那些违反规则躺在公园里的人们，还有那个开心地挥舞着走过的警察大叔，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我们的一部分，也是使荷兰成为一个让人喜欢的国家的原因。”
自二月以来新冠疫情比我们控制得更好的德国人，总是称荷兰是Locker: 即Lekker los (好宽松的意思）。德国明斯特荷兰研究中心（Zentrum für Niederlande-Studien）的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Friso Wielenga说，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即使是现在有了新冠危机，我也很难在上面贴上国民性这个标签。德国人人都听政府的话的形象也不符合现实。过于将现实简单化了。”
可能是各国抗疫成绩单的差异非常令人遐想的原因。今年夏天，荷兰卫生部的两名官员就把这个问题完全摆在了桌面上：分析荷兰的“智能封锁”与其他国家的措施之间的关系，以及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有效性的差异。
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比较了名单上各个国家的方法后总结说，我们的春季封锁与其他国家的封锁并没有太大不同。荷兰在在家工作、餐饮业和例如学校停课等方面也采取了同样力度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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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每个国家的感染人数和住院人数还是差异很大，荷兰现在比德国要糟糕得多。也许我们的国民性也一个重要的解释原因？毕竟，人们的行为对于瘟疫的走势来说至关重要。我们是不是更不听话，我们是否更加自以为是，更个人主义？
除了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观察，白纸黑字的数据也能解释得更多。上面提到的那两名荷兰官员使用了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使用的Hofstede模型。它以今年去世的荷兰组织心理学家Geert Hofstede的名字命名。它比较了文化的六个方面，例如个人主义、对等级制度的接受度、规避风险的行为以及过度享受生活的程度等。
粗略地讲就是：越是等级制、集体主义和内敛的文化，人们在危机时期越能容忍严格执行的命令，并且他们能更忠实、更长时间地接受行为上的重大改变。
这两位官员将荷兰人的得分与西班牙，、瑞典和韩国的得分进行了比较。事实证明，荷兰人是最个人主义的民族，不喜欢等级制度（只有瑞典人比荷兰人更难以接受等级制度），并且非常注重享乐。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首相吕特这么长时间一直强调自己负责。我们的民族特征，至少在上述模式中体现了出来，使得强制性方法实施起来很困难。此外，如果我们的自由受到长期限制，我们将不太容易接受。韩国人对此接受的困难度则要小得多。
现在我们必须忍受这种病毒的时间更长，而且第一波疫情中最大的恐惧因素似乎已经消失了，这可能是对我们日益放松的新冠纪律的一个关键解释。这一点上面提到的两位官员在做出如下结论时也感觉到了：
“人们非常倾向于自己负责，这意味着成功的危机应对方法也必须建立在这一点上（…）总而言之，荷兰人非常乐观，也专注于“享乐”。这可以帮助避免集体抑郁，但也会导致对限制自由的措施的民意支持不会一直保持下去。”
确认一个民族很难遵守规则只是其一，那么到底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Rooijakkers说：“我们并不是生来如此。这是一种文化符号，是一种社会共同生活的方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荷兰一直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国家之一，这一点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自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经历过大的危机或创伤。由此也没有必要严加管束。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当他们的个人自由和隐私受到侵犯时，他们会感到非常难以接受。“
正如最近所发生的，荷兰又太小，以至于媒体的网页和播放时段都不够让所有上千种意见都有发声的机会。病毒学家Andreas Voss在接受本网站采访时谈到了有关民意的无休止讨论。自民党（VVD）的领导人Klaas Dijkhoff说：“在这个国家，我们更愿意一路争论到医院里去。” Friso Wielenga看到在德国上脱口秀节目的主要是最重要的政治家和科学家，而不是“每个受到措施影响的人”。“我想说，在荷兰，新闻文化门槛更低，而在德国更专业。”
长期以来，将荷兰人过度地描绘成热情散漫的无政府主义者，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营销卖点。克鲁伊夫的全攻全守足球，每个街角的合法贩卖点和自由的性道德：将这些元素放入搅拌机中，你就会有个很酷的故事要讲给国外听。Wielenga认为：“这也影响了荷兰人，某种程度上我们真的相信了它，尽管当然这不再是故事的全部了。”
近年来由于一些事件，荷兰在国外“宽容理想国”的形象受到了损害。Wielenga提到先是Pim Fortuyn（荷兰极右翼政客，2002年被谋杀）被杀，然后是Theo van Gogh（荷兰纪录片导演，因拍摄有关伊斯兰的纪录片被极端分子暗杀）被谋杀，然后是Geert Wilders（荷兰极右翼政客）的崛起。Geert Wilders是像Fortuyn一样的政客，他选择了两极分化而不是各方都参与讨论的圩田模式。
Rooijakkers也表示认同。“移民问题导致荷兰也面临种族主义的敏感话题。如今我们又被新冠病毒折磨。与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荷兰作为毒品国家的形象也改变了。虽然我们曾经是快乐的宽容者，但如今，这种形象被无情的犯罪分子蒙上了阴影，这些犯罪分子主导着可卡因和的世界贸易。
英国作家大卫·温纳（David Winner）在他的著作《灿烂的橘子》中（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一首荷兰足球的颂歌）提到了另一个关键时刻：2010年输给西班牙的世界杯决赛。Winner分析说，在一阵乱踢之后，荷兰不仅在结果上空手而归，我们那个从70年代就建立起来的性感进攻型足球国度的形象也破灭了。
外国报纸称那次“舞者和暴徒间的比赛”臭名昭著，并写道“肮脏的荷兰人”把快乐和优雅换成了钢铁纪律和严重的犯规。
在Winner的书中，当时的荷兰社会和文化规划局（SCP）局长保罗·施纳贝尔（Paul Schnabel）也坚定地否认了荷兰作为进步的花卉强国的形象。“事实是，我们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国家，有着相当特殊的人民，他们从未学会真正学习过端正自己的举止。”施纳贝尔称真正的荷兰并不开放、宽容和自由，而是粗鲁的、享乐主义的、自我为中心的并专注于快速满足欲望。
这都是些无法忽视的特征，也许有些夸张。所有的加在一起，你都无论如何可以得出结论，荷兰失去了纯真，但没有丧失对自由的渴望。在西部大都市圈，这可能更多地体现在个人主义行为上。在Rooijakkers所在的布拉班特省，则表现在“走自己的路”，不受海牙当局的困扰。在Staphorst村，教堂的董事会自己决定如何执行新冠措施。（编者按：荷兰北部的Staphorst村的归正教堂前段时间无视政府抗疫规定，允许600人同时参加礼拜，引起舆论哗然）
内阁的任务是要用一盘散沙烘培出紧致的蛋糕。在第一波新冠疫情种中，吕特首相呼吁我们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这位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指吕特）现在也意识到这种方法不再有效。在上周三的议会辩论中，吕特甚至表示，他给了公民过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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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学家Gerard Rooijakkers在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看到一位更加严格的首相。“你看到他和德容部长非常清楚地试图显得更加强势，以强势的方式来告诫我们。如果你了解吕特，就知道他实际上认为这是幼稚的。
弗里索·维伦加（Friso Wielenga）说，也许内阁从一开始就应该对我们更加严厉一点。“很难说严格的规则就一定在荷兰行不通。例如，如果你看关于口罩讨论。如果一开始就清楚明了，原本完全可以行得通。你看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就是了。“
“我爱这个国家，”吕特上周在谈到我们的无政府主义特质时说道。Rooijakkers也希望我们不要立即将这些特征抛诸脑后。
但是，这种特质在这场新冠疫情中导致的问题，没有比上周三更清楚的了。上星期三晚上，在海牙市中心广场上的一个帐篷中，距内阁最后一次要求人民遵守规则的地方仅一箭之遥，离新的封锁政策生效仅剩最后一个小时，竟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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